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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美尔泥版上关于恩努玛·伊利斯的故事，在神的两边各有一个星字符

　　商周两朝

　　为何崇拜外国神？

　　

　　“帝”的苏美尔身世

　　“帝”【deegs】在东亚经历了两次重大传播。它首先成为殷人最迷恋的神学/政治语词，遍及各种甲骨刻辞，而后，被战国和西汉年间的儒生所热烈谈论。目前传世的“五大经书”，“帝”字的出现次数，《尚书》为32次，《诗经》为24次，《礼记》为20次，《春秋》为8次，《易经》有2次。毫无疑问，“帝”是商朝和儒家政治叙事的核心语词。

　　但早在上个世纪初叶，西方学者波尔就率先提出，中国“帝”字源于苏美尔，这一见解得到郭沫若的支持，他也认为，“帝”的甲骨文，源于巴比伦的“”字符，后者专门描述发光的神祇（Gods）和天体（Heaven），其发音为“帝歌”（dingir）或“迪摩尔”（dimmer）。这就是日神，发光天体则以太阳为主，同时也包括月亮和太阳系的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等五个行星。无论是字形还是发音，“中国帝”和“苏美尔神”都十分酷似。更值得注意的是，这一星形符号，最早出现于公元前4000年后，而在公元前3500年左右被楔形文字所刻画，形成由边缘向中心收缩的楔形线条。殷人的甲骨文不仅克隆了“帝”字符的米字结构，还精密复制了这种楔式形态（“”、“”）。正是这种忠实的克隆，帮助人认明了这个符号的血缘和来历。

　　苏美尔人称日神为帝歌-乌图（Dingir-Utu），而称月神为帝歌-辛（Dingir-Sin）。埃兰人稍加改造，将其称为坦鲁（Tanru），此后，天体崇拜即以这两种“语词镜像”为原型，呈放射状蔓延，向全球范围扩散，进入亚述、印度、伊朗、赫梯人、凯尔特人、罗马人的神话之中，成为各地神话的核心语词。

　　源于埃兰的“坦鲁体系”（Tanru System），在亚洲和欧洲各族蔓延并复制之后，形成一个庞大的帝字语族：亚述语Tanru——天体（heavenly body）；古雅利安语Dyaus——天神（god of heaven）；印度梵语Tara——明星（star）；赫梯语Tara——天灯（heavenly light）；凯尔特语Taran——雷神（god of thunder）；盎格鲁-撒克逊语Thunder、帕米尔语Tandra——闪电（lightening）；突厥语Tengri——明亮的蓝色天空之神（god of the bright blue sky）；保加利亚的古老宗教称七大天体和最高神为坦格拉（Tangra）和艾德福（Edfu）。

　　

　　

苏美尔楔形文字在不同时期的演变过程

　　与此同时，苏美尔的帝歌体系（Dingir System），亦在欧洲神话体系中结出累累硕果：宙斯、朱庇特、罗马神话中朱庇特之妻狄俄涅（Dione），以及门神亚努斯、狩猎和处女神狄安娜（Diana），都源于同一个古印欧语的描述光明的词根——di，而这跟巴比伦神话中的“”字符读音和语义（星星）完全一致。

　　不仅如此，印伊语族早期众神的总称，也叫做提婆（Deva），意为天神和光芒；伊朗人称其为Daeva；拉丁语则称迪乌斯（Deus）；希腊人称宙斯（Zeus）；法文称之为迪埃斯（Dies）。印度人此后在《梨俱吠陀》中，也将其推上最高神的地位，称其为特尤斯（Dyaus），亦称天父，其名字来自“dyu”，即“光芒”之义，显示其是“光明”神格化的结果，乌舍、阿须云、苏里耶、阿迭多和马尔殊等都是其儿女，在神界一度拥有显赫的地位。印度神话中还有一位叫做达多（Dhatr）的创世神，曾创造太阳、月亮、天、地和宇宙世界，可能是特尤斯的叙事变体。

　　

　　

乌尔第三王朝时期的雕像（公元前2113—2006年），石板左下方有清晰的楔形字“帝”字

　　在大多数情况下，这个D/T音素标记已经溢出了天神的层级，而转向次级神——农神，并成为这种农业时代新神的声音徽号。在农神系的庞大队列中，还站立着埃及智慧、计算和书写之神托特（Tod）、苏美尔草原牧神杜木兹（Dumuzi）、迦南和腓尼基神话的农业神大衮（Dagon）、希腊植物神和酒神狄俄尼索斯（Dionysus）、日耳曼-斯堪半岛的雷霆风暴及丰产之神托尔（Dorr），以及墨西哥阿兹特克神话中的雷雨神和食物主宰特拉洛克（Tlalok），等等。

　　无论是字形、发音，还是神格及其内在语义，殷商的“帝”，跟西亚的“帝歌”天神，都如出一辙，但东亚更完好地保留了来自异乡的“帝歌神”的原初语义——上帝，而没有向农神的位格蔓延。这也许可以从“中国帝”跟“希伯来帝”的比较中得到证实。河南开封的“一赐乐业碑”， 宣称犹太教在周代已进入中土，这一说法此前根本无人相信，但已有学者通过对《周书》、《礼记》、《尔雅》、《大雅》、《小雅》、《左传》等东亚上古典籍，以及以色列的《创世记》、《出谷记》（出埃及记）、《肋末记》、《申命记》、《撒慕尔记》和《圣咏》的研究，找出大量证据，表明在东亚上帝跟希伯来上帝之间，存有大量共同点——同样抽象无形，没有偶像；同样光芒四射，犹如太阳；同样以民为子，而民则以帝（神或人间的王）为父；同样充满仁慈与博爱；同样捍卫正义和惩罚不义；同样的一神教，而降其他众神于较低的地位；同样以牛为牺牲，并都曾把牛宰杀后用火焚烧（燔祭）；同样以“馨香”来赞美祭品和美德，等等。这种高度契合的共同点，绝非是一种偶然现象，而只能是文化传播和影响的结果。

　　

　　

青铜方彝（商代，华盛顿亚瑟·M.萨克勒画廊藏）：用来祭拜天帝的器物

　　“天”的突厥来源

　　“天”（上古音qhl'iin）一词的来历跟“帝”有所不同，它是周人向突厥人借用的 “语词镜像”，其突厥语发音为“Tengri”（读若：腾格里），意为“明亮的蓝色天空之神”。殷人崇拜“帝”而周人尊奉“天”，这已成为中国学界的共识。为了跟前朝政权划清宗教界限，周人竟然拒绝直接继承“帝”的遗产，而是绕道向突厥人借词，指望用“天”来置换“帝”，以建构独立自主的天神崇拜体系。在甲骨文里，“天”被描述成“”或“”，前者采用为象形手法，刻画人头顶圆球（太阳）的样子，后者采用指事手法，在人的头顶上，加上一条短横线来代表“天空”。而到了金文里，部分“天”字仍然延续“人”上加横线的图样，但此间出现了一种重要的变化，那就是天神形象的直接呈现——。这就伊利亚德所说的“神显”：天神的巨大影子，径直投射在青铜器的铭文里，仿佛是一次庄严隆重的降世。

　　周人为此发出了惊天动地的欢呼。他们在文献中大肆张扬“天”的神圣性，将其推上跟“帝”媲美的至高地位。汉字“周”在甲骨文中是田地的象形“”，而在金文中进化为以土地祭天的情状——在“”的“”符下部，加上祭坛的符号“”。这个变化足以表明，自从采用商的文字之后，周帝国企图改造这一“周”字，以昭示它与“天”的神圣关联。

　　

　　

青铜方鼎（西周，华盛顿亚瑟M.萨克勒画廊藏）

　　不仅如此，周人还热衷于在“天”的称谓之前，冠之以“皇”、“昊”、“上”、“苍”等各种装饰词，其中“皇”用以形容其明亮，“昊”形容其浩大，“上”形容其高远，“苍”形容其为蓝色，跟突厥语的本义完全相同。鉴于突厥语“腾格里”是苏美尔语“帝歌”的衍伸物，因此，“帝”与“天”两词应该完全同源——它们都来自异乡神Dingir，都是天神，都拥有“明亮的蓝色天空之神”的分项属性——高高在上、蓝色、明亮、博大，等等。

　　“天”作为神的中国称谓，直到春秋和战国时期，仍然保有人格神的显著特征。只要用“神”或“上帝”代替“天”，就能对《论语》做出全新的译解。“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”（《颜渊》），可译作“人的生命和死亡属于命运，而人的富贵荣华则须仰仗上帝的旨意”；“唯天为大，唯尧则之”（《泰伯》），可译为“只有上帝是至高无上的，也只有尧君才遵从了祂的法则”；“获罪於天，无所祷也”（《八佾》），则可译成“（等到）上帝降罪下来，祈祷都来不及了”。

　　跟以往研究者对“天”之“抽象性”的认知全然不同，周人之“天”，不过是“上帝”一词的华夏代词而已。而这才是最真切的“先秦思想”，它还原了商周两朝“帝”与“天”的神学真相，并逼迫中国哲学研究者，对此做出必要的回应。

本文图片皆为朱大可所摄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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